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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梦 生财有道

八十一梦 1.03 万字 2022-05-06

在东川,不容易遇到好月景。

这一晚,有了大半轮的月亮,由山顶上斜照过来,引起我一种欣赏的兴致,悄悄地在山坡上的石板路上走着。

天上没有云,深蓝色的夜幕上,散布了很稀落的几粒星点。这样,那月盘是格外像面镜子。月光撒下来,山面上轻轻涂了一层薄粉。山上稀松的树,在水色的月光里面挺立起来,投着一丛丛的暗影。再向远处的山谷里看去,是峰峦把月光挡住了,那里是阴沉沉的。山谷里正有几户人家,月光地里看去,反是不见轮廓,只有两点闪烁的灯光在那山的阴暗中给人一种暗示,倒有点诗意。

我的思想,有点玄幻了,由李白“低头思故乡”的诗句里,更觉得久不见面的月色,给予我一种很浓的愁绪。于是坐在路边一块石头上,随手摘了石缝里一根野草,在手上盘弄。

远远地有两个南京口音的人,说着话过来。在南京住家时,总觉得南京人的口音,比起北平的国语,实在有天壤之别。可是到了四川,不知是何缘故,一听到南京人讲话,就让人悲喜交集,颇觉得多听两句就好。因之我就听下去了。

一个南京人说:“你在大学教书,教授也罢,讲师也罢,每月总可以挣三五百元,为什么要去当一个公司里的运输员?”

又一个人道:“你要晓得,现在是资本主义的社会,无论干什么,你应该打打算盘能不能发财?能发财,就到俱乐部去当一名茶房,那又何妨?前十年,上海的八十八号,是很有名的俱乐部吧?有一个人在里面当了茶房,出来坐汽车,住洋房,人家一般称他作先生。”

先那个人问:“难道当运输员能发财?”

这个人答:“那也看个人的手腕。但是无论怎样的笨家伙,一搭上了这发财的船,多少也可以啃一点元宝边。”

那两个人说着话,慢慢地由我身边经过。直等他走到了很远去,我还听到他们左一句“发财”,右一句“发财”,不断的送过来,转变了我对明月的留恋,钻进草屋去了。

我刚躺在床上,却有人大声喊道:“老张,快来快来!帮我一个忙。”

我迎去看时,是一位远亲邓进才。他穿一件四个大口袋的草绿色短衣,同色的长脚裤,踏着尖头皮鞋,却擦得乌亮。手里拿了盆式呢帽,在胸前当扇子摇。在他身子前后,却放着两支手提皮箱。

我说:“久违久违,有何见教?”

邓进才在裤子口袋里摸出一张纸,擦了额头上的汗,笑说:“这两支箱子我拿不动了,请你叫佣人帮我送回家去。我送三分邮票他吃茶。在街市上邮票也可以当辅币用,我身上这三分邮票,就是买长途汽车票找下来的零头。”

我又觉得他家不远,笑说:“主人是我,佣人也是我,我替你拿一支,你自己拿一支罢。”

他倒是很客气,提了一支较大的箱子在前引路。我提了箱子在后跟着,才明白他满头大汗,大有缘故,那箱子里简直装的是一箱子铁块,我只提了十多步就很吃劲了。看到邓进才把箱子扛在肩上,两手扶着走路,也跟了他这样子,把箱子扛起。

他见我穿一件灰布长衫,晃晃荡荡走,扶了箱子的手,细白而没有粗糙的劳动皱纹,透着不过意。回头向我笑道:“大时代来了,我们必定练习到脚能跑、手能作、肩能扛,以备万一。斯文一脉,怕失了官体的人,应该在淘汰之列。你这样肯劳动,很对。”

我想,我怎么会不对呢?就替你省了三分邮票。但我累得周身臭汗,实在喘不起气来答他的话。

到了邓进才家,他首先抢进门去,叫道:“快来,快来接东西!”

于是他的太太,笑嘻嘻地出来,把箱子接了进去。

邓先生住的也是“国难房子”,竹片夹壁,草棚盖顶,外面一间屋子,宽阔不过一丈多,里面摆了一张白木桌子,两支竹凳。再看到邓太太一件蓝布长衫已经绽了好几个大小补钉。他们的境遇,大概是相当的困难。为此,我也不愿受他的招待,转身就要走。

邓进才一把将我拉住,笑道:“来了连烟也不抽一支就走,未免太瞧不起亲戚了。”

我听到他说“瞧不起”三个字透着严重,只好坐下来。他说请我抽烟,并没有送出卷烟来,只是邓太太送出两支粗泥饭碗来,里面装着滚热的白水。这样,我倒对他们的生活更表示同情。

邓进才搬了方竹凳子靠我坐下,笑道:“你猜我这两箱子里面装的是些什么东西?”

我说:“真有相当的重量。当然,你这里不会有五金用品,大概是两箱子书吧?”

邓进才笑道:“你也并非外人;我也有事相商,不能瞒你;这里面都是西药。”

我说:“西药?现在一小瓶西药,也要值好几十块钱,你这两箱子……”

他向我摆摆手,低声道:“请你不要高声。”说着,向屋子左右两旁指指,那意思显然是怕邻居听到。

我就笑了一笑,问道:“哪里弄到许多的药品?”

他道:“凡事只要肯留心,总会想出个办法来。在汉口撤退的时候,我身上还有几百块钱,心里就想着只凭这几百块钱,要过这遥远的长期抗战生活,当然是不可能,总要找个生财之道,以便将这几百块钱,利上生利。依着内人就要换金器。可是那个时候,金子已相当的贵,将来纵然涨价,那也涨得有限。我就临时心生一计,把几百块钱钞票揣在身上,满街去张望,打算看到有什么便宜货就买什么。其实,我这也是一个糊涂算盘,街上要关门便宜出卖的东西,满眼都是,哪里买得尽?无意中,我站在一家小小的西药铺门口出神,回头一看,他们玻璃架子里东西,都空出来了,只是地面上放着两支网篮。店东走了,有位年老的伙计,在那里收拾细软。我闲问:‘你们要走了,药还卖不卖?’他倒说得好:‘怎么不卖?卖一文是一文,我们要下乡去了。’”

我插嘴笑道:“你一定捞了一个大便宜,把两篮子药品去买过来了。”

邓进才道:“怎么是我捞了大便宜,实在是那老伙计捡了我一个大便宜。那家西药店的老板走了,这些东西交给老伙计看守,就算是不要的了。你想那老伙计有这样好的事,卖了钱还不逃之夭夭吗?所以我逼他把账本拿出来,对了网篮子里的药品,照他买进来的本钱,打了个对折收买。两篮子药品,累了我查对半天。买回来,我内人,倒埋怨我胡来。可是到了宜昌,局面稳定些,打听药价,就有个小对本利。因之,我咬着牙,把这东西带进川来了。”

我说:“你当然想到此地更俏。”

他笑说:“我一路装病人打听药价。到了重庆,知道药价都有个三四倍利钱。第一天打听明白了,打算第二天送一些药到药房里去卖,事情一耽误,第三天才去,一问价钱,又涨了好几成了。商家看到我提个皮包,不知道我是卖药的,他说:‘要买快买,不然,明后天又要涨价了。’我听了这话,把原药品又带回了客栈。”

我说:“你川资还够吗?”

邓进才犹豫了一阵,笑道:“好在同乡很多,钱完了,十块八块,向同乡借了来用。只要我熬得住,药放在家里一天,就涨一次价,我实在舍不得卖出去。钱借不到了,天气慢慢暖和,我就充难民把衣被行囊摆在街上出卖。”

说到这里,他太太出来了,红着脸道:“进才,你怎么信口胡说?好在张表弟不是外人,要不然,说我们无聊。”

邓进才头一昂,脸上现出了得意的颜色,笑道:“你妇道之家,懂得什么?我向表弟说这些话,正是表示我能艰苦奋斗。妇人家眼皮子浅,看着物价涨五倍的时候,你就吵着要卖掉,现在怎么样?”

她听到“药价高涨”这句话,心窝里一阵奇痒,也嘻嘻地笑了起来。

我道:“表兄和我说这些实话,当然是有什么事要我帮忙,我还可以自食其力,决不揩你的油,可以尽力而为。”

表嫂高兴起来了,说了一句大方话,眉毛一扬,笑道:“照码子算,也不过六七百块钱的本钱,值什么?”

她这句话倒提醒了我,心想七百块钱本价,照码加二三十倍,是二万元了。她还未必是实话。这两支破箱子,竟要值好几万。

我一犹豫,邓进才明白了我的意思,笑道:“这箱子里,也不完全是值钱的药,奎宁丸就有两千来粒。”

我说:“那也不坏呀,现在奎宁丸价钱很贵。”

邓进才道:“当然是比平常值钱的多,可是把药熬到现在没有卖出去,我夫妻两个,也很吃了一点苦,没有钱花,在街上当了两个月难民。最近我看到时局要好转了,才卖了一点药撑起这个破家。刚才我是送药品给人看,他也说不敢全买,怕快要跌价。你在新闻界,消息当然比我灵通,你看我们还要抗战多久?”

我想他们发财之心太甚,故意和他们别扭一下罢,笑道:“表兄一见面,我就要告诉你这喜信的。因为正听你说这有趣的故事,没有告诉你。昨天我得着极端靠得住的消息,日本在这几天之内,要发生总崩溃,不出两个月,抗战就要结束。”

表嫂听了这话,脸色一动,说道:“不会这样快吧?”

我说:“我们是中国人,就希望中国很快的胜利。纵然没有这样快,也要作这样快的打算。”

邓进才道:“那自然。这样说,我药品趁早卖了罢。”

我微笑着,没有作声。正在这个时候,看到一个蓬着短头发,面黄肌瘦的人,坐在对面敞地的石头上晒太阳。单裤子外,露出两条黄蜡似的瘦腿,身上穿的一件破棉袄,向外冒出好几块黑棉絮,鼻子里哼哼不断。

表嫂道:“讨厌,这死老王,天天到我们门口来哼着。”

那个人哼着道:“啊哟!看在同乡份上,在这门口晒晒太阳也不要紧,何况俺在府上做了两个月工?”

我听那人说了一口皖北话,就走出门来,向他问话道:“你是哪县人?怎么弄成这副样子?”

他听我也说着乡音,露出尖嘴里几个惨白的牙齿,向我笑了一笑,点个头道:“先生,俺本来是个好小伙子,在这里和几家下江人挑水,一个月也可以挣百十块钱。原住在邓先生厨房里,和他老人家也挑过两个月水,他不给工钱,俺不给房钱。不想得了一个三天一次的脾寒,一个月来,弄得俺一点气力没有。”

我说:“你不会买两粒奎宁丸吞吞吗?”

他摇摇头道:“吞不起!一块钱买不到几粒。一天要吞好几粒。”

我就联想到邓进才箱子里有两千多粒奎宁丸。凭着老王是千里相依的同乡,也应该送他几粒丸子,何况还帮过两个月的工呢?我有这种亲戚,我是一种耻辱。我想到这里,我忍不住气了,扭转身就走开。

还没有走十几步路,那老王在后面叫着,晃里晃荡追了上来。

我站住问他道:“你还有什么事要找我吗?”

老王哭丧着脸,皱了眉头道:“照说,我不应该向你先生开口,不过我看到你先生这样子,是个仗义的人,总可以……”

我道:“你说罢,在我的力量上做得到的,总可以。”

老王道:“我有个本家兄弟,在公路上服务,我想去找找他。他们常跑昆明、仰光,应用的西药很多。”

我道:“我明白了。你需要多少钱川资?”

老王道:“我只好慢慢走了去了。一天走不到,走两天;有两天的店火钱就可以了。”

我并不是那样豪侠的人,但我也不是那样悭吝的人,就掏了两元法币给他。我心里还想着,这实在无济于他的病,这还不够买四粒奎宁丸的。可是,他不忙接法币,竟在石板路上跪了下去,十指叉住地面,向我磕了一个头。

我“啊哟”连声道:“这还了得!”

他站起来,在黄蜡似的脸上,垂了两行泪,说道:“先生,在今天,两块钱不算多;但是,我们萍水相逢,难得你肯帮忙。这里熟人多了,我天天去求人,慢说给钱,一见我就板着脸子。”

我说:“你每日三餐饭由哪里来?”

他叹了一口气道:“哪里还能论餐?讨一日,吃一日,讨不着就饿。我在家也是一个壮丁,多少可以做点事,谁教我跑到四川来的?”

我道:“这样说,大概你今天没有吃饭,我再帮你一点忙。”因又加了一张五角的角票,笑道:“你去买两斤红苕吃罢。”说着,把钱都交给他,我就走开了。

过了两个月的样子,一天,我由城里搭长途汽车下乡。这汽车司机在登车之前就和人咕噜着说:“早就有话了,调我跑两趟昆明,还是要我开这短程。”

我心里就想着,太勉强他了,恐怕会在路上出乱子。果然,汽车开出去十公里,抛了锚了。据司机说:“机件是无可救药,乘客请下车罢。”我向来能走路,到家只七八公里了,就慨然地先下车来。

车子所停的地方,是个山坡下,山坡上新盖了一幢洋式楼房,门口挂了丈来长的直立招牌,是一家运输公司的堆栈。楼栏杆边站着几个人,对了下车的旅客微笑,他们似乎了解我们所演的是一幕什么喜剧。我是个新闻记者,对于这种讽刺,当然有极深刻的印象,低下头,我就匆匆走开了。

但是在那些看笑话的人群里面,有人喊着:“那位穿蓝布袍子的先生,请等一等。”

我一看乘客里面,并无第二个穿蓝布袍子的,当然是叫着我,我就站住了脚。

那人跑到面前来,我看时,黑胖的脸儿,穿了一套细青哔叽西服,里面花羊毛内衣,脖子上套了一条绿绸领带,却歪到一边。加上他那两只肩膀,微微地扛起,显然是初穿西装的。我对他看了一眼,仿佛有点熟识,然而记不起在什么地方会过,不免向他呆了一呆。

他笑道:“你先生不认得俺了?俺还向你先生借过两块钱作盘缠呢。”

我“哦”了一声,想起来了,此“桑阴之饿人也”,就是那位病得讨饭的老王。便对他周身看了一看,笑道:“恭喜,你交运了。两个月不见,身体完全好了。”

老王道:“树从根脚起。不是你先生那次帮我两元五毛钱,我怎得到这地方来?本打算到府上去道谢,你看我这样糊涂,不但不知道你先生住在哪里,还不晓得你先生贵姓。”

我笑道:“这样的小事,不必提了。”

老王道:“我要还你先生的钱,自然那是小看你先生。但是我决不能不尽我一点心。我们这里有车子进城,陪你进城去,我作个小东。今天下午也好,明天早上也好,我们再坐顺便车子回来。”

我也决不会为了两块钱的施与,就要人家盛情招待,当然拒绝。无如老王用意十分诚恳,硬把我拉到那堆栈里去,茶烟招待。问了我的姓名住址,似乎还打算另有报酬。他也有一间房,掩上了门,只有我两人谈话。

他坐在我对面,低头看看他那西服,透着有点不好意思,红着脸道:“你先生看我打扮成了这样子,有点不配罢?我也是没有想到有今天。那日我接了先生两块钱,就投奔了我本家兄弟,不到十天,我的病完全好了。他要到海防去运货,正要一个靠得住的人帮忙,就带了我去。有几个人,想去不得去,就暗下借了我三四百块钱,叫我作点生意,又想出主意,教我贩些什么货。我就照他们的话作,回来把货卖了,双倍还了人家的钱不算,我还赚了几个钱。不久,我又要去了,你先生要点什么,请告诉我一声,我给你带来。”

我笑说:“那倒不用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,你贩的什么货,赚了多少钱?也让我长长见识。”

他听了,伸手搔搔光头,有点踌躇。

我道:“你觉不便告诉,就不必说了。”

他笑道:“也没有什么不便,我们将本求利,大小是场生意,不过钱赚得多一点罢了。”

我笑道:“连你自己都承认赚的不少,这数目一定可观了。”

老王笑道:“大概赚了三千块钱不到。”

我听了这话,有点吃惊,心想一个讨饭的,跑了一趟海防,就赚了三千块钱。

他见我发呆,便笑道:“你先生不要以为稀奇,作大生意的人,一趟赚几十万,也是常事。”

我笑道:“我倒不稀奇你能赚钱,所稀奇的,在重庆,赚大钱是这样容易。”

老王道:“我本家兄弟说了,我们虽然是拿货换人家的钱,总也有点良心。老百姓的钱,平常我们可以赚他几个,这个时候,我们赚他的作什么?所以我们带的东西,都是化妆品、西服材料、外国罐头,都是有钱人用的。”

我说:“你们带的这些东西,都是奢侈品……”

他不等我说完,已经懂了我的意思,点点头笑道:“我带的都是化妆品,很好带。譬如口红,指头大的东西,在海防买法国货,更精致。五十支口红,裤腰带里也有法子放下。”他说着打了一个呵欠。

我两指夹着他敬我的一支烟卷,放在嘴边,昂了头吸着,望了窗子外的青天,只管出神。

他笑道:“张先生,你想什么?以为我撒谎?”

我笑道:“我不但不疑心你撒谎,还怕你没有完全告诉我呢。我是在这样想,你说不赚老百姓的钱,赚阔人的钱。可是你没有想到阔人的钱,是从哪里来的了。一支平常的口红,你们可以敲阔人几十块钱的竹杠,阔人也没有为了你们这样敲竹杠痒上一痒,可想他们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。平常一块钱买一样东西,他们从哪里弄钱来买;现在一百块钱买一样东西,他还不是从那里弄钱来买吗?”

老王对我强笑了一笑,又偏着头想了一想,似乎他对于我所说的这些话,并没有了解。

我对于这种问题,是不惜学“生公说法”的,正想跟着向下说去,却听到门外有人大声道:“不打了,不打了,八圈麻将,输了我们两千多块钱。”

我向窗外看,是个穿青毛线上衣,外套工人裤子的人。

老王站起来道:“张三哥收场了,我们就走吗?”

张三点点头道:“走走!到城里旅馆里洗澡去。”

老王道:“好好,我和你一路去。张三哥!我给你介绍一下子这就是我说的那位先生,他也姓张。”

张三走了进来,和我握着手道:“不错不错,为人要像你这样。”

我觉得他说话粗鲁,倒不失本分,也逊谢了几句。他就在身上掏出一个很精致的烟盒子来,奉敬了我一支烟卷,我看着那纸卷上的英文字,却是大炮台。我想着,除了银钱行里上等职员,作官的主儿,在“简任”职以下的,已很少抽大炮台香烟了。他的收入,起码是超过“简任”职的正式薪水。

他见我沉吟着,或者明白了我的意思,笑道:“这个年月,有钱不花,是个傻瓜。来来来,我们进城去。城里旅馆里,我们几个朋友,开得有长房间,一路洗澡去。老王请你吃晚饭,我请你听大鼓。”

我笑道:“我因为有点事,正由城里赶回家去,怎么又回城去?”

张三道:“莫非你先生瞧不起我们粗人?”

这句话他说得太重了。我只好微笑着跟了他们出去,坐了他们运货的卡车,重又入城。

他们果然在城里最好的旅馆里,开了一个大房间,这里已经有两位在座。一个穿了新制的古铜色线春驼绒长袍;一个穿了花格呢西服,架腿半躺在沙发上,口角里斜衔了烟卷,颇为舒适。

张三和我介绍之下,穿长衣的一位是江苏金先生,穿西服的一位是湖北钱先生。那钱先生误认我是同行,让坐之后,就问我是作什么生意?

我笑道:“作一点破纸生意。”

他认为是真话,点头笑道:“这也不错。我有一个朋友,由宜昌运一批纸上来,因为货太多,轮船不容易运来,就找一只大白木船包运。这船在长江里走了足三个月。他先是急的了不得,后来倒怕这船到快了。”

我说:“那是什么缘故?”

钱先生道:“你想,纸价一天比一天高,他落得在船上多囤几天。到了岸,立刻要起货到堆栈里去。城里正要疏散乡下呢;堆栈一时又不容易找到;就是找得到,堆一天多出一天钱。他由宜昌起货的时候,单说白报纸罢,不过二十块钱一令,现在暗盘不说,普通也不是说两百块吗?他这财发超了,发超了!”最后他闹出一句家乡话:“真是没得么事说。”

我说:“他的货卖了没有?”

钱先生道:“要钱用,他就卖一点。现在囤货的,不都是这样,哪个肯一齐脱手?”

我笑问道:“钱先生既是熟悉这些情形,当然也不能光睁眼看了别人发财,一定也有生财之道的。”

钱先生微笑道:“我倒不是有心作生意,是我由沙市动身的时候,有许多开铺子的熟人,想赶凑一笔现钱。我是打算入川的,就掏出钱来,把人家的存货收了。”

我问道:“是些什么存货呢?”

钱先生在茶几上大炮台香烟厅子里,抽出了一根烟卷,慢慢在茶几上顿着躲避我的话锋。我想着,他既不肯说出来,我这话显然是问得唐突。正好张三披了睡衣,由屋后洗澡间里出来,我就故意把话移开来,笑道:“一个澡洗得这样快?”

他向钱先生笑道:“水很热,快去洗罢。”

钱先生站起来,解着纽扣,缓缓地向洗澡间里走去。

这时,茶房忽然送进一张字条来。金先生接着看了,脸色显得有些变动。钱先生一脚,已是走向洗澡间里去,好像有点惊觉,立刻回转身来,把字条接过去看。因道:“这样子,我们立刻去看看罢。”

他脸色有点转青,望着金先生。两人在衣架子上拿了帽子,就匆匆地走了出去。

原来茶房送进来的那张字条,却放在桌沿上,没有拿走。老王正坐在桌边,就把字条拿了起来,交给张三道:“你看看罢,这上面写的是什么,把他两个忙成这样子?”

张三接过字条,两手捧着抬起头来看,笑着摇摇头道:“字写得太草,他们家里失了两件什么东西,张先生看看是吗?”

他说着,把字条交给了我,我实在无心窥探人家的秘密,无如张三已交到了我的手上,而且是他们失落了东西,无所谓秘密,因也就捧着字条来看,见上面写的是:

“送某某饭店三号房间钱先生,纱价已跌落二百元,仍有看跌之势。尊意如何?速复。知白。”

我笑着想,字条有两个足旁加失的跌字,怪不得张三说是失落了两样东西。

张三道:“这上面写的是什么?”

我便告诉了他。

张三提起脚上的拖鞋,打了楼板一下响,皱着眉头道:“昨天我劝他多卖几包他不干,今天要损失好几万了。”

我问道:“这两位大概是做棉纱生意的?”

张三道:“钱先生是做棉纱生意的,金先生是做绸缎生意的,我们多少有点关系。钱先生的棉纱,都堆在乡下村子里,卖一包,在乡下抬一包来,十分麻烦。”

我说:“纱价到了现在,也就顶了关了,再不卖就错过机会了。”

张三道:“大家都在囤着,不放手哩。”我道:“他囤了多少货?”

张三伸手搔搔头发,笑道:“这就难说了。要论他原来的资本,那真不足说,不过一两万块钱;到了现在,那可吓坏人。假如现在还要出航空奖券的话,他总连中了两个航空头奖了。”

他一面说着,一面伸手搔头发,笑道:“我也不必多说了,反正作商人的现时都发财。”

我微微地摇着头道:“那也不尽然吧?”

老王道:“算了算了,我们何必尽谈不相干的事情。换上衣服,我们出去吃饭去。”

张三沉吟着,伸手到烟厅里取烟,一看里面空了,就在衣架子的衣服袋里,摸出一张一百元钞票来。他按着桌上的铃,茶房进来了,便递钱给他道:“买一厅烟来。你告诉对面南京饭店,给我们留个座位。说是这里三号房姓张的,他们账房就知道。”茶房接着钱去了。

我坐在一边看到,却是一怔。当年我在北平,所看到总长、次长们,那种花钱不在乎的样子,也就是如此。我倒疑心他是对我特别恭维,因笑道:“张三哥,你不必太客气,一切随便好了。”

张三笑道:“没有关系,烟卷我们总是要抽的。”

正说到这里,茶房进来报告,电话来了。

张三踏着拖鞋去听电话,约莫二十分钟,只听得他一路喊了进来道:“老王,老王,我们明天动身到海防去,今天吃晚饭,一定我请客,一定我请客。”

随着这话,两只拖鞋,由门口半空里飞进来,接着是张三一个倒栽葱,跌了进来。老王待抢着去扶他时,他已经爬了起来,两手拍着道:“只剩今晚一晚在重庆了,花几个钱不在乎,一个月后,我们口袋又满了。”他说着,将赤脚在地板上打着板,两肩一上一下地耸着。口里“滴滴”地唱着跳舞音乐。

我这才明白了,那位南京大学教授要去当司机,决非一种“有激使然”的话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