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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梦 退回去了廿年

八十一梦 1.16 万字 2022-05-06

零碎的爆竹声,把我从睡梦中惊醒。

听到窗子外面有一个苍老的声音骂道:“……这些猴儿崽子,开的什么穷心?年过了这多天,还直放麻雷子、二踢角。这年过的有什么痛快?山东省闹土匪,直隶闹蝗虫,黄河闹水灾,煤、面全涨钱。这大杂院里,除了张先生也没有谁作官,哪里来的这么些个容易钱,到了初五六,还直让小孩子过年?”

最后几句话,是我惊醒之后听到的。这时,我正在北京农商部当一名小办事员,大小是个官。睁着眼睛一看,墙上挂着的月份牌,上面大书“中华民国八年阳历二月,阴历正月”。大杂院里这位卖切糕的街坊大胡子骂得痛快的时候,也是我该到部的时候了,怎么还睡觉?于是匆匆起床,将白泥炉子上放的隔夜水壶,倒着漱洗过了。头上戴了兜头线帽,围了一条破毡子旧围巾儿,锁门就走。

当个小办事员的人,决没钱买大衣。北京这地方又冷,不这么穿着不行。出得门来,这冷僻胡同里的积雪,依然堆着尺来厚,脚在雪上踏着,唏唆作响。那西北风像刀割似的迎面吹过,把人家屋脊上的积雪刮了下来,临空一卷,卷成个白雾团子,然后向人扑来。任是围了破毡子,那碎雪还向衣领子里钻进来。我虽穿了一件天桥收来的老羊皮,不觉还打了两个冷战,鼻子出来的气,透过了兜帽的窟窿,像是馒头出笼屉,热气上冒。沿了鼻孔的一转帽沿,都让气冲湿了。心想,不过为了三十块钱的薪水,冒了这种风雪去办公,实在辛苦。

正想着,一辆汽车自身后追了上来,把地面上的雪烂泥浆,溅了起来,汽车两边就飞起了两排泥雨,溅了我一身的泥点。汽车过去了能奈它何?由那车后身窗子里望去,一对男女厮搂着,头挤在一边。那汽车号码是自用六零六,巧了,这就是我们总长坐着办公的车。不用说,车上那个男人是我上司赖大元总长。慢说我一个走路的人,追不上汽车去讲理,就算追得上,难道我还敢和总长去辨是非不成?叹了一口气,只好挨着人家墙脚,慢慢走到部里。

我们这农商部,在北京是出名的闲衙门。门口站的那两个卫警,夹了一枝旧来福步枪在胁下,冷得只作开步走。我向传达室一看,那传达正在走廊下拢白炉子的火。他窗户上放了一架小闹钟,已到十点了。院子里除了满地积雪,并无别的象征。那些花木,由雪堆里撑出枝枝丫丫的树枝,上面还堆了积雪,在高屋檐下,一点也不见响动,走廊地上倒有十几只小麻雀,见人来了,哄的一声飞向屋檐上。这不像衙门,倒像座庙了。

我是矿务司第一科的办事员,直走到东向角落的五进院子,才是我们的办公处。北屋五大间是司长室,西屋是第一科,科长在外面一间屋子里,几个科员也在那里列着桌子,我和另一个办事员同三个录事,就缩在另一小屋子里。矿务司有个特别好处,尽管市面上煤卖到二十多元一吨,大同、石家庄两处的红煤,我们依然可以特殊便利一下,所以每间屋子里,都把铁炉子生着火。这年头虽不像北京饭店有热汽管子,屋子里拢“洋炉子”,也就是人间天上了。

掀开棉布帘子进了屋,早是满座生春。我摘了帽子,解了围巾,掀帘进了第一科。铁炉子上放了一把白铁壶,水沸得正沙沙作响,壶嘴里向外冒汽。院子里的堆雪,由玻璃窗上反映进光来。

科长陶菊圃是位老公事,他向例来得早。这时,在玻璃窗下写字合上,摊了一本木版大字“三国演义”,架上老花眼镜,看得入神。茶房早已给他斟一杯好香片茶,热气腾腾,放在面前了。陶科长虽然年纪大,炉子里的火生得太热,穿来的皮袍大衣,都已挂在衣架上。只穿了一件存在部里的旧湖绉棉袍子。

照例,小办事员和录事员见了科长,得深深一鞠躬拜年。但我是新出学校的青年,这个恭维劲儿做不出来。好在是旧历年,行旧礼罢,因之两手捧了帽子和围脖,乱拱了几个揖,口里连称:“科长,新禧新禧!”

陶科长两手捧下眼镜,向我点个头,又去看“刘备三顾茅庐”了。

这屋子里除了科长,并无第二个人。那边小屋子是我们自己的园地了。同事们都比我早来了。两个录事,已在誊写公事;另一个录事和一个小办事员,在屋角里的小桌子上下象棋。我一进门,这两位同事,透着气味相投,一齐站了起来,拱手道着新禧。

我挂起围脖和帽子,问另一位办事员李君:“有什么公事办吗?”

李君道:“没有什么公事,司长有一个星期没交下重要公事了。写的这两件公事,是阴历年前留下来的。”

他口里说着,眼睛正对了象棋出神。对方来了一个当头炮,挂角马,他正在想法解除这个难关,我也就不问他的话了,跟着坐下看棋。

隔壁屋子里一阵乱,几位科员来了,全部向陶科长一鞠躬。尤其是一位二等科员范君,态度恭敬。马褂套着长袍,两手垂直袖子,站在陶科长面前,笑道:“正月初一,我到陶科长公馆去拜过年的。”

陶科长道:“失迎失迎,孩子们闹着去逛厂甸。”

范科员道:“回头我又到沈司长家里去了。沈司长太客气,留着我在他身后看牌,又是茶叶蛋,又是猪油年糕,只管拿点心待客,我还替他出主意,不声不响的和个三番。”

陶科长笑了一笑,似乎想起一件事,走出屋子去了。

立刻这屋子里热闹起来。一位科员佟君,首先放肆着,在报架上将当天的报放在公事桌上,笑问道:“老范啦,八小姐那里去过没有?喂!今天晚上好戏有‘打樱桃’,又有前本‘海慧寺’,包个厢,到小房子里去约了八小姐来听戏吧,大家也好见个面儿。”

范君也拿一份报回到公事桌上去看着,笑道:“谈八小姐呢,去年几乎过不了年。还是老马好,办自由恋爱,比我们这在胡同里胡闹的人经济得多,他还是一到部就写信。”

在他的对面桌上,有一位二等科员马君,拿一叠公用信笺放在桌上,抽起一张,信笔瞎写。其实他不是写爱情信,是作篇“菊评”,要投到一家小报去登出来,题目是“新春三日观剧记”。

正在谈论着,一位胡君进来了,在屋里的人都向他道着新禧。他是次长面前的红人,虽未能取陶科长而代之,但在本科,也可算位副科长了。他一面脱着皮大衣,一面问道:“科长没来吗?”佟君道:“科长早来了,刚出去。”

胡君在衣袋里取出一枝雪茄,咬了头子,衔在口里,就有人擦了一枝火柴,来替他点着烟。他喷了一口烟。用指头夹了雪茄,高高举起来笑道:“我告诉诸位一件极有趣的事:我打了这多年的扑克,从来没有拿过同花顺,这次新年,可让我碰着了。”

在屋子里的科员,全部哄然一声。

胡先生站在屋子中间,精神抖擞,笑道:“这还不算,最有趣的,同场的人有一个人换到了红桃子同花,一个人是爱斯富而好,这两位仁兄拼命的加,一直加到一百多元。还是我告诉他们,不必再拼命,翻开牌来,我是要贺钱的。连赢带收贺,一牌捞了个小二百元。”说着,口里衔了雪茄,两手连拍一阵。

当时陶科长进来了,那些科员不便作声,只有这位胡科员来头大,并不介意,依然在屋子中间说笑着。

陶科长笑道:“胡兄如此高兴,必有得意之作。”

胡君连笑带比,又叙了一番。

我们这屋子里,显然另是一个阶级,那边尽管笑声沸天,我们这边,决不敢应他们一个字的腔。约十分钟,那位向科长作九十度鞠躬的范君走过我们这边来。我们也向他恭贺新禧,有的点头,有的拱手。因为他的阶级,究竟还支配不了我们的饭碗,所以并没有人向他作九十度的鞠躬。然而他也无求于我们,只是微笑着点了两点下巴。我有点瞧他不起,借着在桌子抽屉里找稿件,没有和他打招呼,他走过我面前时,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,但我没有和他贺新禧的义务,他也就过那边去了。

这时,那边屋子,又来了几位科员,我们这边,也增加了两名办事员。这两名办事员,一位是司长的小舅子,年才十八岁,一个月也不到部一次,今天大概是为了春节假后的第一天,也来画个“到”;另一位是次长的堂叔,已经有六十多岁了,他来是常来的,来了照例不作事,科长向来也没有交过一件公事给他办,他却以堂侄身居次长,只给他一个起码官做,十分牢骚,常把他一口的家乡土话低声骂人。今天大概年酒喝的太多了,面变紫红,白色胡须桩子,由红皮肤里冒出来,又露出一口长牙,真不大雅观。

这两边屋子里,大小官员二十余人,各都坐着一个位子,或者用公用信笺写信,或者看报,或者口里衔了烟卷,眼睛望了天花板出神。比较坐得近一些的人,就喝着部里预备下的香片茶,轻轻地谈着麻雀经。其间有两个比较高明的,却是拿了报上的材料,议论国内时局。我们这边两位录事,将交下的公事写完了,到隔壁屋子里去呈给科长。今天也算打破了纪录,学着隔壁屋子里的科员,无事可做,我们也来谈谈天。

忽然外面有人喊着:“总长到!总长到!”

立刻我们两间屋子里的空气,都紧张起来。这就是在北京做大官一点儿滋味。到了衙门里,便有茶房到各司科去吆喝着。那科长听了这话,立刻把老花眼镜取下,将衣架上马褂摘来穿起。外面屋子的茶房打了一个热手巾把进来,捧给陶科长擦脸。他接过手巾,随便在脸上摸了两摸,打开抽屉,取出几件公事,两手捧着走了。这次科长离开,我们这两间屋子里谈话的声音,虽不比上次那样高,但胡科员还是神气十足,谈那打扑克的事。

约莫有半小时,陶科长回来了,向大家点头道:“头儿走了。说是这两天没有什么要紧的事,下午可以不来,下星期照常。”

大家听说,哄然一声,表示欢喜。科长在身上掏出钥匙,把抽屉锁了,茶房已知道他要走,立刻取了皮大衣来给他披上。几位出色的科员,也不必彼此招呼,都去穿大衣。

科长走了,范君首先高声叫起来道:“喂!下午来八圈吧?”

佟君道:“不,今儿好戏,小梅和小楼合演霸王别姬。马上叫人去定两个座儿。”

马君道:“老佟,你猜猜小余为什么不和杨梅合作?”

大家谈笑着戏的消息,一窝蜂地走了。

我们这屋子里的人,也走了。只有我和一个李录事还在那里,谈起了家常来。这李录事一家五口人,在部里一月薪水才二十元,说怎么也不够过。别人过年,鸡鸭鱼肉;他到三十晚上,为了借几斤面,一直到十点多钟还在胡同里跑。钱少、日子太穷,这还不说;也就因为这个,地位低,老看人家脸色。他说,今年能有办法,就不谈;要不然,他就准备把家扔了不管,自个儿远走高飞,免得天天瞧着妻啼子号。

我听了他的话,心里着实为他难过,但是我同他一样是个小职员,除了空口安慰他几句之外,也无法可以帮忙。尽管如此,当我们谈完了话分手之后,我老觉着有一个疙瘩,总解不了,真担心他突然走了,一家老小怎样过活。不想当这晚在灯下一人吃饭的时候,李录事一头高兴跑进来,向我拱手道:“恭喜恭喜!”

我起身相迎,倒有些愕然,以为他是把话倒转来说。让他坐下,将白炉子边放的一把紫泥壶,斟了一杯热茶,放在桌上,笑道:“请喝一点,冲冲寒气。在这腐败的政府下,好是做社会上一个寄生虫。不好却少不了做一个二十世纪的亡国奴,中山先生在广东组织革命政府,前途是大有希望的,我们一块儿到广东去罢。呼吸着自由的空气,哪怕是当一个叫花子呢,总比在这里强多了。”

李录事笑道:“我不开玩笑,我真有办法了,你也有办法了。”

我坐着,扶起筷子来,他按住我的手道:“我们一块吃羊肉涮锅子去。我请你。”我道:“你中了慈善奖券?要不,怎么半下午工夫,你就有了办法了呢?”

李录事笑道:“说起来话长。这事太痛快了。在这里说出来,怪可惜的。咱们到羊肉馆子里,一吃一喝,炉子边热烘烘的,谈起来一高兴,还可以多喝两盅。人世几逢开口笑,走走,别错过机会。”

我听他说的这样有分寸,果然就收拾了碗,和他一路到羊肉馆子里去。

在馆子里找了一个僻静一点的雅座,要了酒菜,我是等不及他开口,又追着问了。李君因为我不会喝酒,自斟了一杯白干,一仰脖子喝了。然后手按了酒杯,隔着羊肉锅子,向我笑道:“人家都说我们总长是个‘癞头鼋’,可是他几位少爷小姐都是时髦透顶的文明人儿。他二少爷和大小姐有点儿戏迷,你是知道的。”

我说:“这个我倒不知道。我只听说,他大少爷会兼差,现在共有三十六个差事。上由国务院,下到直隶省总税局,他都挂上一个名。二少爷爱玩汽车,一个人有三四辆车子。大小姐喜欢跑天津、上海。二小姐会跳舞,家里请了一个外国人教弹钢琴。”

李君笑道:“他们家里有的是钱,要什么有什么,他们就只喜欢一样能了事吗?”

我见羊肉锅子里热气腾腾,炭火熊熊地映着李君脸上通红,知道他心里十分高兴,便不拦阻他的话锋,由他说了下去。他夹了一块红白相衬的肥瘦羊肉,送到暖锅子涮着,眼望了我笑道:“到今日,才知道爱玩也有爱玩儿的好处。我一把胡琴,足拉了二十年,在北京,拉胡琴的人遍地全是,我不敢说好,不过什么人的腔调,我都能学两句。去年年底,吴次长家里堂会,我去拉过一出‘女起解’,巧啦,赖二小姐就在场听着。她听人说那个拉胡琴的,就是农商部的录事,就记下了。今天我由部里出来,程秘书在马车上看到我,就把我带到赖公馆去。这位小姐,原是不便和我小录事请教,拉了二少爷一路,把我叫到内客室问话。二少爷作一个考官的样子,先口试了一阵,然后拿出胡琴来,让我拉了两出戏。二小姐原是坐在一边监场的,听久了胡琴,她就嗓子痒痒,我又给她拉了两出戏,她有几处使腔不对,我就说:‘二小姐这样唱得很好;另外有一个唱法,是这样唱的。’于是我就唱给她听。她兄妹都高兴极了,留着我混了两三个钟头。后来二少爷拿出一张字纸给我看,是总长下的条子,上面写着:‘李行时着派在秘书上办事。’条子是总长的亲笔,我认得的。而且二少爷当我的面,把条子交给程秘书。”

我呀了一声,笑道:“恭喜恭喜,李秘书!”

他笑道:“还有啦,二小姐让我一捧场,高兴极了,进上房去拿出皮包,顺手一掏,就摸出了五张十元钞票,说是给我当车钱。天爷!我长了三十岁,没听说坐车要这么些个钱。”

我道:“朋友,莫怪我说你眼孔小,赖二小姐有次到上海去吃一个同学的喜酒,却挂了一辆北宁、津浦、沪宁三路联运专车。把那趟车钱给你,够吃一辈子的了。”

李君笑道:“虽然那么说,可是在我这一方面,总是一件新鲜事儿。年过穷了,我这几天正愁着过不过去,这一下子够咱们乐几天的了。”他说时,透着高兴,右手在锅子里夹起羊肉向嘴里送,左手端起杯子,只等嘴里腾出地位来。

我道:“不必喝酒了,吃完了还不到八点钟,请我听戏去罢。”

他道:“听戏算什么,明日准奉陪。不过今天晚上还另有一件事相烦。二爷说,他九点钟在德国饭店等我,也许要带我到一个地方去拉胡琴。”

我道:“你去就是了,这干我什么事呢?”

他笑了。映着火炉子的红光,见他脸上很有点儿红晕,便道:“我当然愿意朋友好,你有什么非我不可的事,尽管说。”

他笑道:“咱们哥儿俩,没话不说。德国饭店,全是外国人来来往往的地方,让我去找人,我有点儿怯。你什么都不含糊,可不可以送我进去?”

我笑道:“大概不是为这个,今晚上也不请我吃涮锅子。我没什么,陪你去。可是赖二爷见着我,他要问你为什么带个人来呢?”

李君道:“我虽没到过外国馆子,我想,总也有个雅座,你送我到雅座门口就行了。”

我看他是真有点儿怯场。人家第一次派这位秘书去办事,别让他栽了,于是含笑答应,陪着他吃完了饭,慢慢地走到德国饭店。

在餐馆的门口,玻璃架子的外国字招牌,电灯映着雪亮。这雪亮的灯光,更加重李君的胆怯,只管放慢步子,我便只好走前了。到了三门,经过存衣室门口,我们既无大衣,也无皮帽,本也不必在这门边走。我无意中一低头,地面上有一线光亮射来。仔细看时,却是地毯上有一点银光。相距不远,我弯腰拾起来一看,心里却是一阵乱跳——正是一只白金钻石戒指。看那钻石,大过豌豆,决不下一千元的价值。我下意识地便向衣袋里塞着,而那只手还不肯拿出来,我又怕李君看到了,却赶快走了两步。这里是饭厅,角落里几位音乐师,正奏着钢琴、提琴,满厅几十张桌子,全坐满了。我到了这中外人士荟集的地方,总要顾些礼貌,不能闯到人丛里找人,只好站了一站。不想这位李秘书比我更怯,竟是复又退回二门去了。我见他不在身边,把钻戒又掏出来看了一看,光莹夺目,定是真的。但我心里立刻转了一个念头,二十来岁的青年,难道就让这一样东西,玷污了我的清白吗?我决定宣布出来。见有一个茶房经过,便道:“喂!我捡着了一点东西,你们顾客里面,有人寻找失物的吗?”

那茶房向我周身看看,见我穿件灰布老羊皮,便淡淡地问道:“你捡着什么?”

我说:“我怎么能宣布呢?若宣布出来了,全座吃饭的人,有一大半会是失主。”

那茶房听我的话不受听,径自走了。

我踌躇了一会,觉着所站的地方,虽与食堂隔了一座大玻璃门,究竟是来往孔道,只好又向外走。口里自言自语地道:“我登报找失主罢。这笔广告费,不怕失主不承认。”

身后忽然有人轻轻地道:“先生,你捡着一样贵重的东西吗?”

我看时,是一位穿西装的汉子,胁下夹了一个大皮包。我点点头道:“是的,我捡了一样东西。失主若说对了,当了公证人或者警察,我就把东西还他。”

说到这里,又进了二门藏衣室门口,李君迎上来道:“老张,怎么不带我进去?”他说时,在袋里掏出一方新制的白手绢只管擦脸上的汗。

我笑道:“我的怯兄,你……”

那西装人道:“呵!李秘书,你来了,二爷正让我找你呢。”

李君这才放出笑容,替我介绍着这是赖公馆的二爷跟前胡爷。我这才晓得他是一个听差,竟比我们阔多了。

胡听差笑道:“哈哈,都是自己人。我刚才听到张先生向茶房打招呼捡着东西,我就跟了来的。张先生捡着的东西,是不是很小的玩意儿?”

我道:“胡爷,对不起,我不能宣布是什么。不过,我可告诉一点消息,是很贵重的。要是不贵重,我也不必有这一番做作了。”

胡听差笑道:“那准对,好了,好了,可轻了我一场累。请你二位等一会儿。”说毕,也就走了。

不一会工夫,他由里面笑嘻嘻的出来,向我两人招着手道:“二爷请你二位进去说话。”

于是他在前引路,我们随后跟着,在食堂左角,一间小屋子里,见赖大元的二少爷、二小姐,和另外一对男女在吃大菜,屋子门口,还树起了一架四折绿绸屏风,外面看不到里面的。

赖二爷坐在大餐桌的上首,面对了屏风。我一进门,就先接近了他。他穿了一套紫呢西服,头发油刷得像乌缎子一样,只他那下阔上尖的窝窝头面孔,有点儿不衬。他左手拿叉,右手拿刀,正在切盘子里的牛排,却回转脸来,将刀尖指着我问了那听差道:“就是他捡着东西?”

我看他这种样子,先有三分不顺眼,就站在屏风角不作声。

胡听差道:“张先生,这是我们二爷。”

李君站在我的身后,也轻轻的叫了一声二爷、二小姐,不知不觉的微鞠了一个躬。

赖二爷又向我望了一望,问道:“你拾着了什么?”

我道:“二爷,对不起,我不能先说。”

左首坐的一个绿色西装少年,雪白的长方面孔,有些像某票友,挨了二小姐坐着。他点了头道:“对的,二爷,我们得先说出来。”赖二爷将叉子叉了一块牛排,塞到嘴里去咀嚼着,然后把叉子指着我道:“我丢了一个白金钻石戒指,戒指里面,刻了有KLK三个英文字母,你说对不对?”

我道:“不错,拾着一个钻石戒指。不过有没有三个英文字母,我还不知道,等我拿出来看。”于是在衣袋里把戒指掏出来,在灯光下照了一照,果然有那么三个字母。

赖二爷不等我说什么,在衣袋里掏出一只绿绸锦盒来,放在桌子上,笑道:“你看看是这盒子装的?”

我拿起盒子来,掀开盒子盖,里面蓝绒里子有个凹的印子,把戒指放下去,恰好相合。因道:“对了,赖先生,这戒指是你的,你拿去罢。你是体面人,我信得过你,不用另找人来证明了。”我把盒子递在他手上,转身就要走。赖二爷站起身来,将刀子点了我道:“你说,你要多少报酬?实对你说,我这戒指只值三千块钱,不算什么。不过,我是送这位高小姐的。”说着,向在座的一位红衣女郎点头笑了一笑。接着道:“寻回来了,完了我一个心愿,我很高兴,愿意谢你一下。”

我道:“东西是赖先生的,交给赖先生就算完了,我不要报酬。”

赖二爷指着胡听差道:“你把他拉着,我这就……”说时,放下刀叉,在衣袋里取出支票簿和自来水笔,就站在桌角边弯腰开了一张英文支票,撕下来交给胡听差道:“你给他,这是一千块钱的支票。今天的日期,明天银行一开门,他就可以去拿。”

我道:“赖先生,你不用客气。假使我要图你一千块钱,我拿这戒指去换了,不更会多得一些钱吗?”

赖二爷伸手搔了几搔头发,向我周身看看,沉吟着道:“看你这样子,光景也不会好。”

那个穿红衣服的女郎微笑道:“他不要钱,你应当明白他的用意。”

赖二爷点点头道:“是了是了。”

将一个食指点了我道:“你姓什么?干什么的?进过学校没有?”

我看他这样子,自觉头发缝里有点出火。

二小姐大概是多喝了一点酒,脸红红的,斜靠了那个像票友的男子坐着,微斜了眼道:“二哥,你这点马虎劲儿太像爸爸。刚才小胡不是说了,他姓张,也在部里当个小办事员吗?”

赖二爷呵了一声。见胡听差手上还拿了那张一千元的支票,因道:“那么,那一千块钱你去兑了罢。江苏王鸿记裁缝和高小姐作的几件衣服,都很好。七百块钱,算衣料手工。另外三百块钱赏给那个作衣服的伙计算酒钱。”

胡听差答应了一声是。

赖二爷道:“呵!李秘书怎么来了?”

李君向前一步,哈了一哈腰儿。

二小姐笑道:“二哥,你看,你什么事这样神魂颠倒的?你不是叫他来一路到高小姐家里吊嗓子去吗?”

赖二爷笑道:“我这样说了吗?现在我们要到北京饭店去跳舞,这事不谈了。可是我没有一定的主张。小胡,你那里拿拾块钱出来,带他们去吃小馆儿。”

我听了这话,不用他多说,我先走了。

出大门不多远,李君追了上来,一路叫着:“老张,老张!”我停住脚问时,他道:“你这人是怎么了?你临走也不向二爷告辞一声?”

我笑道:“我退还了他三千块钱的东西,他没有说一声请坐,不是拿刀子点着我,就是把叉子指着我。我并非他家的奴才,怎样能受这种侮辱?”

我很兴奋地说着,说了之后,又有一点后悔,这话透着有一点讽刺李君。他倒不在意,承他的好意,替我雇了一乘人力车,把车钱也付了,送我回家。

次日早上到部,坐不多久,忽然陶科长以下,一大批人拥到屋子里来,我倒吓了一跳,立刻站起身来。

陶科长满脸欣慕的样子,向我拱拱手笑道:“张先生,电话,总长夫人打来的。”

我愕然道:“什么?总长夫人打电话给我?”

科长道:“你快去接电话罢,总长夫人的脾气,你是知道的。”

我见他如此郑重的报告,不能不信,便到外面屋子来接电话。我刚才拿了电话机,放到耳朵边,只“喂”了一声,那边一个操南方官话的妇人声音,就一连串地问了我的姓名、职业。接着道:“我是赖夫人,昨晚上我们二少爷、二小姐回来说,你捡了钻石戒指归还原主,你这人不错。二爷说,要提拔你一下,给你一个好些的差事。我已经和总长说了,也派你在秘书上办事,照荐任秘书支薪水。以后要好好的办事,知道吗?”

我真没想到总长夫人会在半天云里撒下这一段好消息。我既高兴,又因久闻赖老虎的威名,不觉喜惧交集,什么答复不出。干了几个月官,这算也学到了小官对大官那种仪节,半弯了腰,对着电话机子,连说:“是是……是是……”

最后那边又说道:“没话了,你好好干罢。”电话便挂上了。

我放下电话耳机,才知道环在我身后,站了一圈人。我平常自负三分傲骨,现在接着夫人的电话,我就这样手脚无措,心里一惭愧,不免脸上跟着红晕了起来。可是这些人毫不觉得我这态度是不对的,一齐笑嘻嘻地望着我。

陶科长问道:“原来赖夫人认识张先生!”

我笑道:“实在不认识。夫人说,把我调到秘书上办事,先通知我一声。”

陶科长立刻向我拱了几下手道:“恭喜恭喜!”

陶科长一说恭喜,全科人一齐围着我恭喜。那范科员握住我的手道:“张兄,我早就说过,翻过年来,你气色太好,今年一定要交好运,我的话如何?”

我心想,我并没有听到你这样对我说过。但我在高兴之时,口里也就说着:“果然果然。”

范君笑道:“既然如此,要请客才对。”

我还不曾答应,那位胡科员叫道:“不,不,我们公宴。”

我笑道:“各位且慢替我高兴,虽然赖夫人有了这样一个电话,可是在总长的条子没有下来以前,还得等一等。”

陶科长也道:“等什么呢?赖夫人一句话,等于赖总长下过十张条子。”于是全科人都笑了。

不到一小时,赖总长也来了。陶科长上去回了公事,再回科来,老远地就向我拱手道:“恭喜恭喜,条子已经下来了。我们这科,大概是交了运,不但是张先生发表了秘书上办事,这里的李先生也同时发表了。一日之间,我们这里有两个人破格任用,大可庆祝,我请客,我请客。尤其是张先生这个职务是夫人提拔的,非同等闲。不用说,一两月后,就可以升任正式秘书了。”

我见全科人恭维我,穷小子走进了镜子店,只觉满眼是穷小子,忘了我自己。

不一会李君来了,自然又是一阵乱。

下午散值以后,陶科长和同事们没等我和李君回家,就把我们拖到东安市场的广东馆子吃边炉。

八时以后,满街灯火,坐着人力车回家。可是一进大杂院,我就有一个新感想,身为农商部秘书上办事,每日和总次长接近,叫我回家来,同卖切糕的、王裁缝、李鞋匠一块儿打伙儿,这透着不成话。同事知道了,岂不要讪笑我?赶快找房子搬家。

黑暗中王裁缝叫道:“张先生回来了,恭喜呀!”

我高声道:“你们知道我当秘书了?我告诉你们,天下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,我不能永久倒霉。许多人想走赖夫人这条路子,花钱受气,总走不通,你瞧,我这里可是肥猪拱庙门,她自来。喂!罪过,怎好把赖夫人比肥猪?”我得意忘形,见屋子里点了灯,也忘了门锁过没有,一脚把门踢开,笑道:“秘书回来了,赖夫人身边……”

我话未了,只见死去的祖父拿了马鞭,我父亲拿了板子,还有教我念通了国文的萧老先生拿了戒尺,一齐站在屋里。

我祖父喝道:“我家屡世清白,人号义门,你今天作了裙带官,辱没先人,辜负师傅,不自愧死,还得意洋洋。你说,你该打多少?”

我慌了,我记起了儿时的旧礼教家庭,不觉双膝跪下。

我父亲喝道:“打死他罢。”那萧先生就举手在我头顶一戒尺,我周身冷汗直淋,昏然躺下。……哈哈!当然没有这回事,读者先生,你别为我担忧!